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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婆论坛在秋收起义期间关于途径浏阳遇险实地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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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如此一个历史大框架中:1927年9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在江西萍乡安源张家湾召开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史称“安源会议”。9月6日晨,在安源将工作安排就绪后,同与会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等人赴时在江西铜鼓县城的浏阳工农义勇队驻地,领导秋收起义。在途经湘东山区浏阳县境时,被当地团防总局团丁盘查、羁押,后脱险,于9月10日下午2时,安全到达铜鼓县城起义军驻地。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餐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宣布驻铜鼓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次日,第3团从铜鼓县城誓师出发,在浏阳白沙镇打响了本团参加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关于浏阳遇险的史料,主要有1936年口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的文本《西行漫记》。此书有多种中文译本,在不同时期出版及摘编时,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红星》、《长征25000里》、《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自述》等,这些不同的译本在一些关键词上存在较大差异。自述、斯诺所记录的浏阳遇险,大概情节是:1927年9月等由安源赴铜鼓发动起义。途中被当地团丁逮捕,押送团防局。决定用钱贿赂团丁的方法逃跑。直到离团防局大约不到200码(折合188米)的地方,他才找到机会,挣脱出来,跑向田野,藏身草丛深沟。团丁们追踪他,并强迫一些农民帮助搜寻。团丁走得很近,有几次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天近黄昏,他们放弃了搜寻,脱险后到铜鼓。斯诺的这段记述,已经成为生平及中国革命史的经典文献,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文史著作上,也形象地展现在影视画面中。

  2013年11月,为纪念诞辰120周年,结合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研究、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调查研究,我们特别召集北京星泉湾国际文化俱乐部部分会员、当地有关部门人员和志同道合者,举办了这次先后有40余人参加的实地考察活动。此次井冈之行,是我们继近年历次考察红军长征路等活动的延续。考察时间:2013年11月12日~18日(7天)。部分队员在11月11日抵达长沙,并在集体活动结束后,再返回原路,进行更加细致的专题考察,历时半个多月。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召开后,奉命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回湖南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相继进军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中国革命根据地,以此为“星火燎原”起点,成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013年11月,为纪念诞辰120周年,结合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研究、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调查研究,我们特别召集北京星泉湾国际文化俱乐部部分会员、当地有关部门人员和志同道合者,举办了这次先后有40余人参加的实地考察活动。此次井冈之行,是我们继近年历次考察红军长征路等活动的延续。

  1927年9月初,从湖南株洲到江西安源,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攻打长沙的计划遇挫后,等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第1、第3团及第2团余部约1500余人会师浏阳县文家市,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决定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井冈山地区进军。9月底,在永新县三湾枫树坪向全体指战员宣布前敌委员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10月底、11月初,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宁冈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1929年1月中旬,、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从茨坪、小行洲出发,经遂川县大汾、左安,向赣南进军。红军沿闽赣边境行动,经福建武平折向江西会昌、瑞金境内,再经大柏地山区、宁都县城,于2月中旬抵达吉安县东固地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4团会合。此后,等率部转战于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

  由此从地理概念上讲,的这段井冈山军事斗争历程,自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率领起义军走上罗霄山脉,转战井冈山,再“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随之建立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具体时间、地点上看,以1927年9月6日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结束后,经浏阳赴铜鼓发动起义为“上山”的起点;“下山”以1929年2月17日到东固为终点。历时529天,行程节点110多处,全程5600多公里。我们的这次考察活动,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调研论证,最终确定以浏阳市为考察队员集结地和出发点,以经安源、永新三湾、茅坪、茨坪到东固为行军主线。

  另外,从理论概念上讲,井冈山之路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等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所开创的革命道路,简称井冈山道路。主要内涵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其中包含了“上山”、“下山(下乡)”到农村、再到城市的两个阶段。在以往探讨“道路”的理论研究中,多说“上山”而少说“下乡”。然而,讲“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不能少了从山上“下乡”到广大农村这个重要环节,然后再说“进城”。这对今日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2.协办单位:江西干部学院,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

  3.支持单位:峨眉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秋收起义文家市纪念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永新县委、县政府、武装部,贺子珍纪念馆,永新县高溪乡政府,三湾改编纪念馆,茅坪八角楼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炎陵县委、县政府,炎陵县水口镇纪念馆,吉安市青田区委、区政府,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纪念馆等。

  本次考察活动,由军史专家陈宇担任总策划和总指挥;由主办方具体负责前期各项组织工作,安排考察车辆,先期探路,联系食宿;为了激发每位考察队员的积极性和认真负责精神,设置限定参加人数的“门坎”,活动经费采取自理路费、交部分食宿费的方式,资金不足部分由主办方及赞助单位提供支持和补助,协办单位给予物力、人力支持和帮助。

  (2)队旗:旗杆边署名“井冈山之路考察队”;旗面为大五星内镰刀锤头“红军旗帜”图案,下书本次活动的主题“感悟井冈山精神”。

  (5)印发工作手册《感悟井冈山精神》资料集:由主办单位编印(彩印A4开本,110页),即“中华智库园系列活动之八——井冈之行(策划书)”,汇集活动注意事项、考察科目介绍、参考资料、内部通讯录等,在考察队集结时,发给每位正式考察队员。

  2.时间、线天)。部分队员在11月11日抵达长沙,并在集体活动结束后,再返回原路,进行更加细致的专题考察,历时半个多月。

  (2)本次考察活动的重要节点:湖南浏阳张坊镇七溪村、江西铜鼓排埠镇月形湾、浏阳文家市、江西萍乡安源、永新九陂村、三湾村、茅坪、茨坪、湖南炎陵县水口镇、江西吉安东固、富田等地。租车里程表全程1162公里。

  丁仁祥(江西吉安),万小平(湖南浏阳),王志红(女,北京),王临宁(女,广东广州),邓智飞(江西永新),龙建年(江西永新),孙碧玉(北京),杜欣(北京),李歆(江西吉安),李晓辉(江西永新),李新明(江西吉安),杨昌辉(河北廊坊),肖小林(江西永新),肖从章(江西永新),吴少波(江西永新),何继明(北京),何曙明(广东广州),刘春(江西永新),刘唐友(江西永新),刘茂生(江西永新),陈宇(北京),陈超(山东济宁),陈敏(江西永新),陈本厚(湖南浏阳),张强(河北沧州),张鹏华(江西吉安),林志勇(湖南长沙),胡承国(江西吉安),赵玫(女,江西吉安),段金梅(女,江西永新),贺年先(江西永新),贺兰萍(女,江西永新),徐永久(江苏连云港),徐继贞(北京),唐汉初(湖南浏阳),唐全佳(湖南浏阳),曹立峰(江西永新),阎平(湖北武汉),曾泳峰(江西永新),曾爱平(女,湖南浏阳),彭忠平(江西永新),彭珍生(江西永新),彭根妹(江西永新),雁洪(四川成都),裴鸿卫(江西井冈山),薛志景(山西晋城)。共46人,其中有10余人参加了全程考察;有人为考察队带路和接受采访,提供情况和各种支持,参加了分段考察,主要集中在浏阳、永新、东固3个地段。

  考察队在浏阳市集结后,先走“上山”之路,重点考察七溪村后,经浏阳文家市、萍乡安源、永新县城、九陂村、三湾村、茅坪、黄洋界到茨坪;后走“下山”之路,到东固、富田、吉安等地考察。特别对湖南浏阳七溪村、江西省永新县九陂村和三湾村、东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重点考察。

  关于浏阳遇险的史料,主要有口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的文本《西行漫记》,不同时期出版及摘编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红星》、《长征25000里》、等。1936年7月中旬,斯诺在陕西保安采访。谈到了1927年9月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遇险的情况,这是史学界关于这段生平的主要依据。斯诺著《西行漫记》中译本有多种,主要有史家康等6人合译的《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上海启明书局,1949年8月出版),王厂青等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2月出版),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吴黎平修订《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线月出版)等多种,但这些译著在一些关键词上却存在很大差异。

  记述浏阳遇险历史的主要资料,还有收录入《星火燎原》丛书中张启龙的《毛委员到铜陵》、谢觉哉的《浏阳遇险》。张启龙记录的是事发第二天(9月10日)他在铜鼓亲自听刚脱险的的讲述,谢觉哉记录的是在延安时期亲自听的讲述。还有潘心元当年给中央及省委的报告,但只是报告了遇险的时间,对的脱险经历则无从谈起。开国中将张藩(浏阳张坊人)回忆文章中亦有途遇正“逃难”中的之说。除此外,有不少关于这段历险的描述,一般仅可作为参考的坊间传言,并不被史家作为信史和支撑论点的资料。

  历史文献证实,由安源到铜鼓的两端时间节点和路径可基本确定。一是两个时间节点可固定:由安源出发的时间是1927年9月6日上午,到达铜鼓县城萧家祠堂(起义军第3团团部)的时间是9月10日下午2时。二是行走路线可基本确定:由安源张家湾经上栗市、大瑶到浏阳小溪河畔,逆流向东北行走,经火厂、七溪村到铜鼓县城,大体上呈西南、东北方向直线。由此时空基本数据和步速,可大致推断出在这个时段中所处的地段和地点,由此也即可审视一些回忆、传言的真实性。通过本次考察活动后的新观察和判断,我们得出以下基本观点,认为比较接近历史事实。

  当时因有脚伤,是乘坐轿子离开安源张家湾的,轿子还有携带起义经费的功用。从当年行走的山路、乘轿和敌情等情况分析判断,他们一行是疾走而不能奔跑,时速应在5公里左右,由此推断:9月6日晨6时启程,傍晚7时住宿,当天应行约13小时65公里,可能住宿在大瑶镇(大何坪)。9月7日晨6时启程,傍晚6时住宿,途中休息及午餐时间都在内,行程12小时60公里,约在浏阳火厂住宿。9月8日晨6时启程,中午11时许到达七溪村(陈家坊)草坪饭馆午餐,行程约5小时25公里。在这里被浏阳县团防总局团丁逮捕,当日下午关押在七溪村团防总局,在此地过夜。9月9日下午约2时半,在七溪村东河边的枫树坳被释放,走向铜鼓。傍晚8时半天黑透后,夜宿湘赣边界的江西铜鼓县排埠镇以西村庄。这天的行程约6小时 24公里,时速4公里。9月10日晨8时动身,下午2时抵达铜鼓县城肖家祠起义军第3团团部,行程约6个小时 24公里。在七溪村被释放后走向铜鼓,脚伤严重,疲惫不堪,仍在顽强赶路。时速4公里的这个步速是军队通常的行军速度,速度是比较快的,还必须不停的走,不走弯路,更不能走错路。

  由安源到铜鼓的总行程计为198公里。今日由安源到铜鼓的公路,已经多处取直,行车计程为168公里。

  由此行程也可见,在七溪村被捕及脱险,在地点和时间节点上都是吻合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轿夫的步速在5公里左右,每天12小时应行路60公里。若按原计划,9月6日、7日、8日三天行程应是180公里,而由安源到铜鼓的总行程为198公里,也就是说不用连夜赶路,9月8日晚上即可抵达铜鼓县城,按时在9月9日发动起义是有把握的。然而,事实是在9月10日下午2时才抵达铜鼓县城。那么,9月9日全天、10日上午,这一天半的时间出现了“真空”,途中的在干什么呢?即使如自述被捕后卧伏草丛中避敌用了半天时间,而且在当天晚上“彻夜翻山越岭”抵达“另一县境”,即湖南浏阳县、江西铜鼓县边界处的排埠镇以西村落住宿。但不管怎样计算,9月8日晚住宿何处?都是解开“九九之谜”的症结所在。其实,正如本次考察活动中所观察,9月8日这天晚上,被关押在七溪村团防总局。而当年讳言了这个被关押一天一夜的过程,而只大概讲了前面的被捕和后面脱险后的赶路过程,其他人的记述则是依据这个“口述史”而再加以绘声绘色的想象描述而已。为此一天一夜的“真空”,遗憾的造成了有的描述离真实历史越来越远,尤其是被企图抹黑的人钻了空子,说成是被捕后“叛变投敌”、“出卖同志”,造成了潘心元等人的相继被捕和起义的失败。

  在七溪村(陈家坊)及附近村庄,我们考察队的主要采访人有:陈本厚(1945年生,现年68岁,《陈氏族谱》1994年修订版主修人),唐观招(陈本厚之妻,1948年生,现年65岁),唐汉初(1924年生,现年90岁,唐观招之父),曾爱平(1974年生,现年39岁,七溪村陈氏长门长孙媳妇,本家族《陈氏族谱》现存最早版本1890年修订版保存者),当年被捕地草坪饭馆老板唐燕贻的孙子唐全佳(1950年生,现年63岁),陈氏祠堂管理者万小平(1968年生,现年45岁)等,还有张家坊、李家村、枫树坳附近村庄等地的村民,共20余人。他们的口述历史基本一致,综合所陈述的要点,主要有:

  1927年9月17日,、苏先俊率领起义军第3团到达浏阳孙家塅(七溪村西南50余公里),与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的第1团会合。在孙家塅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后,第1、第3团分两路向文家市前进。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第1、第3团及第2团余部会师文家市。9月21日,等率部由文家市出发,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经萍乡县上栗市,绕道芦溪进入莲花。9月27日,经石市抵达永新高溪乡,宿九陂村。9月28日停驻九陂村,在此地与多人谈话,反复思考,对部队实施改编等重大决策成熟于胸。9月29日,率部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实施“三湾改编”重大决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进军井冈山的决策最终确定形成。

  新版《永新县志》(2006年)记载:“1927年9月27日,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九陂村,休整3天,29日赴三湾。”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发动后,战事异常经常,攻打浏阳、长沙等大城市接连遭到失败,几天前总指挥卢德铭牺牲,5000多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下不到1000人,如此严峻的敌情中,前敌总书记怎么能有闲心在这偏僻的小山村九陂留驻3天呢?九陂村的“魔力”何在?而接下来的行军从九陂到三湾又是怎样的路程?为此,考察队把从九陂村到三湾村的道路作为此次考察的重点之一。

  当年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由文家市南下,在古城确立了进军井冈山的战略部署,攻克莲花县城后,由永新县城之西直奔井冈山上,所选行军路线不是今天由永新县城直接到三湾村,而是走向西南方向,绕道高溪乡,经九陂村翻山过婆婆坳到三湾村。这段山路,在那个年代是湘赣边界的主要通道,据说途中还有能遮风避雨的驿站。从县志和一些回忆文章中得知,这段路长15公里。考察队在行前反复做功课,尤为感到这段路像笼罩着一层雾一样看不清楚,可能行走异常艰难,问题不在于路程有多远,而在于多年来没有人亲自走过这段原路。考察队在行前询问了许多人,包括当地的村民,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实的回答。有人善意地提醒,这条路中间有断崖,已经很难走通。

  东固革命根据地位于赣中南,以吉安县的东固为中心,形成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李文林是东固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2月,、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转战,到达东固,此时李文林是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东固根据地主力红军红二团团长,后又担任红二、红四团行动委员会书记兼政委。赞誉东固山为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其为“东井冈”,当地老百姓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

  在1929年2月到1930年1月的一年里,先后在各种书面文字和口头上,对东固根据地的模式、斗争策略及红军建设等经验,作了不下7次的论述和赞扬。他在上杭县古田写给的信中,将东固红色割据区域的斗争模式称之为“李文林式”,并将其与“朱德式”、“贺龙式”、“方志敏式”之根据地模式相提并论。这是当年对东固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评价和定位。在早期出版的《选集》中有“李文林式”这段文字,但在后来的出版物中删除了这一提法,这主要是因为李文林在1932年5月“肃反”运动中被错杀。现今史书中很少提到东固革命根据地和李文林,所以人们对此比较陌生。

  考察队下井冈山后,专程到吉安东固地区考察。在著名党史专家丁仁祥、青田区副区长张鹏华等全程陪同下,参观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富田陂下红军学校旧址、渼陂村“二七会议”旧址、红四军总部旧址、旧居、陂头梁氏宗祠、平民银行、罗坑村会师遗址等,在东固观看了当地村民原汁原味的红歌专场演出,在吉安市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对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新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促进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第一,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割据式相结合的形式,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种创新模式,是创建大范围公开割据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前进基础”;第二,实行飘忽不定的军事战术,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第三,以农军为基础,同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相结合的方式,创建革命武装,走出一条建立革命武装“统一阵线”的路子;第四,成功的经济建设形式和革命政权组织形式,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如东固平民银行的创建,开创了红色中华的金融史,东固消费合作社的建立是红色中华商业贸易组织的成功模式。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机构,如学校、医院、邮政、文艺演出团队、红军无线电训练班等,都属首创,发挥了示范性的作用。

  2.东固革命根据地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东固革命根据地红军建设的经验,对关于人民军队建军纲领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并未确立,以致成为阻碍红军发展的严重问题。为确立并维护这一原则,同红军党内主张个人领导与不尊重党的领导的不正确倾向展开了斗争。东固红二、红四团中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无疑给正在为此而困扰的以极大的振奋,他说:“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与二、四团。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而红二、红四团则是特别注重党的领导,“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的这封信写于1929年6月14日,公开刊登在红四军前委印发的《前委通讯》第3期,这一重要原则后写进古田会议决议。

  考察队在沿途还参观了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永新贺子珍纪念馆。在井冈山地区考察期间,考察队到茅坪八角楼、水口“在连队建党”旧址、黄洋界哨口、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地参观访问,得到江西干部学院等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何继明、裴鸿卫等为考察队讲授了井冈山斗争史。

  考察队由浏阳市到张坊镇七溪村专程考察“遇险”地,在踏入张坊地界处意外得到队旗旗杆(活动结束时应请求留存吉安革命博物馆)。(中红网红色图库)

  七溪村草坪饭馆遗址,右方原有一池塘。1927年9月8日中午,由安源到铜鼓路经此地午餐时被浏阳县团防局团丁查捕。 (中红网红色图库)

  “酒饭便益”饭馆原由唐全佳的伯父开办,现门牌号为七溪村七溪片40号。(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子树旁的断壁残墙是当年的浏阳县团防总局遗址,后面的建筑是陈氏宗祠。(中红网红色图库)

  光绪十六年(1890)编修的《陈氏族谱》。陈姓是七溪村的主要大姓,这是现今七溪陈氏所存最古老的族谱。(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8年第五次编修的《陈氏族谱》,族长陈阅初作序。记载陈阅初1924年始任浏阳县团防总局局长。(中红网红色图库)

  1994年第六次编修的《陈氏族谱》,所记载的陈阅初生平删除了其任职浏阳县团防总局局长的经历。(中红网红色图库)

  1890年编修《陈氏族谱》中的“七溪陈坊全境图,37年后在此地被捕关押在图中的”公局”(陈氏宗祠隔壁),出村东北的“仁寿桥”,在河边“枫树坳”被释放。(中红网红色图库)

  浏阳河支流小溪河(在《陈氏族谱》“七溪陈坊全境图”中称“明溪”)三面环抱七溪村流过。(中红网红色图库)

  枫树坳东岔路口。1927年9月9日下午,当地团防总局一团丁在此地打劫身上的银元,走左边山路赴铜鼓。(中红网红色图库)

  戎马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险境,都化险为夷。在那首著名颂歌《浏阳河》河畔,突遇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遇险和脱险都极具传奇色彩。此事在生平研究中,被称作第一个“九九之谜”。之所以被称作“谜”,除了后来又有多个巧合的“九九事件”之外,1927年9月发生的这个“谜”,主要还存在着多个悬而未决的疑点,至今扑朔迷离,如遇险时间、地点、同行人、被捕和脱险过程、谁帮助脱险等关节点,都存在着多种说法。为此,我们考察队将其列为本次考察活动的重点内容之一,行前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有考察队员幽默而郑重地说:“到了的遇险地,一定要在他当年藏身的水沟里躺一躺,感受被搜捕时的心情,沾带一点能神奇化险的灵光。”然而,当我们到达实地展开深入的考察和调研后,却惊讶地发现,无论地形、行程,还是当地村民的回忆,都与所谓“正史”出现很大偏差,甚至颠覆了原来的“历史”。

  浏阳遇险,发生在如此一个历史大框架中:1927年9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在江西萍乡安源张家湾召开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史称“安源会议”。9月6日晨,在安源将工作安排就绪后,同与会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等人赴时在江西铜鼓县城的浏阳工农义勇队驻地,领导秋收起义。在途经湘东山区浏阳县境时,被当地团防总局团丁盘查、羁押,后脱险,于9月10日下午2时,安全到达铜鼓县城起义军驻地。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餐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宣布驻铜鼓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次日,第3团从铜鼓县城誓师出发,在浏阳白沙镇打响了本团参加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关于浏阳遇险的史料,主要有1936年口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的文本《西行漫记》。此书有多种中文译本,在不同时期出版及摘编时,又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红星》、《长征25000里》、《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自述》等,这些不同的译本在一些关键词上存在较大差异。自述、斯诺所记录的浏阳遇险,大概情节是:1927年9月等由安源赴铜鼓发动起义。途中被当地团丁逮捕,押送团防局。决定用钱贿赂团丁的方法逃跑。直到离团防局大约不到200码(折合188米)的地方,他才找到机会,挣脱出来,跑向田野,藏身草丛深沟。团丁们追踪他,并强迫一些农民帮助搜寻。团丁走得很近,有几次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天近黄昏,他们放弃了搜寻,脱险后到铜鼓。斯诺的这段记述,已经成为生平及中国革命史的经典文献,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文史著作上,也形象地展现在影视画面中。

  此外,关于浏阳遇险的记述,还有收录在《星火燎原》丛书中张启龙的《毛委员到铜陵》、谢觉哉的《浏阳遇险》。潘心元在时隔两年后给中央的报告,只是称他本人遇险入狱,对的遇险脱险经历没有记述。除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这段历险的推测性叙述或文学语言描述,一般仅可作为参考的坊间传言,并不被史家作为信史和支撑论点的资料。实际上,今日已经造成误会和争议的一些所谓“故居”、“化险福地”,即是因这些不同的记述造成的,其中也有当代人凭空想象的本是文艺创作的虚构演义而“弄假成真”。

  浏阳遇险,这段似乎只有自己才十分清楚的往事,其实应该还有另外三方:一是事件的对方直接参与者,即抓捕和释放的当地团防局官兵,他们是事件的全程参与者;二是当地的目击者,他们是事件的部分过程见证人;三是的同路人潘心元、轿夫等,他们是被捕前行程或被捕时的见证人。我们考察队的采访和考证,正是从前两者入手,到实地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和调研。

  从安源到铜鼓,今日乡间公路多是穿行在崇山峻岭中,当年的路途更是十分艰辛,徒步至少三天路程。

  从现有历史文献看,可以确定由安源到铜鼓的两头时间端点和大致路径。一是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时间可固定:由安源出发时间是1927年9月6日上午,到达铜鼓县城肖家祠堂(起义军第3团团部)的时间是9月10日下午2时左右。二是行走线路也可基本划定:由安源张家湾经上栗市、大瑶到小溪河边,逆溪流走向东北,经火厂、七溪村到铜鼓县城,总体上呈西南、东北方向直线。由这两个时空基本数据和步速,即可基本推断出在这个时段中所处的地段、地点,由此也即可判断一些回忆、传言的真实度。

  关于到达铜鼓的时间,原有9月8日之说,其实这是缺乏对这段历史档案资料的全面了解。1927年10月27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12期,发表有工农革命军第3团团长苏先俊所写《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其中写道:“9月7日接安源同志通告,知湖南革命委员会已组织成立,并决调各处军队进攻长沙。10日同志来铜鼓,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7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3团参谋的吴开瑞回忆:“1927年9月,快要过中秋节时,同志经过艰难险阻来到了铜鼓。毛委员来,首先要与全团干部见面,于是就布置了这样一个仪式:全团排级以上干部参加中秋节聚餐宴会,欢迎毛委员。筵席上摆了黄牛肉。……次日,部队出发前,集合在铜鼓大沙洲上,同志检阅部队,向全体指战员作了动员,号召秋收暴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68页)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张启龙回忆:“我记得中秋节会餐,第二天就出发。”(《星火燎原丛书》井冈山斗争专辑,第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众多文献史料都明确记载,在9月10日到铜鼓。这天是中秋节,星期六。9月11日,第3团在铜鼓举行起义。这个时间关节点应是准确无误的。

  此时,由于国共分裂,蒋介石反动派惨杀人,南昌起义失败,形势非常严峻。9月6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了长沙市组织发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立即宣布:从9月8日起,全城“特别戒严5日,每日晚10时,即断交通,并于中秋节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1927年9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因此,安源至铜鼓一带的沿途,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气氛十分紧张和严峻。

  经实地考察后推断,从安源到铜鼓的实况可大致复原如下:1927年9月5日,在安源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结束。9月6日,由到会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等护送,日夜兼程赶往江西铜鼓发动起义。从安源经浏阳到近200公里之外的铜鼓,一行必然会尽量避开集市重镇,避敌盘查,绕开行人较多、军警防守严密的大道,抄近路行走在穷乡僻壤的乡村荒野小道。对此行路线年春在长沙师范读书时曾到浏阳走访同学和游学,几年前曾在这一地区作过农动专题考察。负责带路的潘心元是浏阳本地人,因此他们心中都有一张比较明晰的路线图。

  有多种史料可证实,当时因有脚伤,途中以轿代步。从我们的考察情况看,有轿夫随行,其中还有利用轿子作掩护运送起义经费的用意。也有资料说,一行披星戴月,日夜兼程,由于长途跋涉,的脚上打了很多血泡,疼痛难忍。随行人员看行走困难,便雇来一顶轿子让他坐上。不管怎么说,在途中无疑是亦徒步亦坐轿,是有轿子伴随左右的。轿夫有可能由安源工人充任,但从当时沿途驿站有轿夫轮值和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很大可能是从地方驿站雇来的。

  轿夫步行的速度,约每小时5公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的“齐步走”行进速度是每分钟116~122步,平均119步。每步约75厘米,每小时7140步、5355米,这是在操场、平路上的步速。条令说明,常行军速度为4~5公里,时速6公里以上为强行军、急行军,呈小跑的速度。这与人们在实践生活中的经验基本上是一致的,一般情况下,中年人平均步速每秒1.4米,时速5公里,这个步速在行路中是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据天文科学数据测算,浏阳地区湘赣边界9月9日前后几天的昼长12时30分,在铜鼓之行关节地点上的日出、日落和天亮、天黑时间分别是:江西萍乡安源天亮5:37,日出6:07;日中12:22;日落18:36,天黑17:06。湖南浏阳七溪村天亮5:36,日出6:06;日中12:21;日落18:35,天黑17:05。江西铜鼓县城天亮5:35,日出6:05;日中12:20;日落18:34,天黑17:04。山区人少,荒野宁静,那时的偏僻山区和密林中时有盗贼出没。因此,赶路的一行,应是在太阳将出时启程,太阳落后即住宿,行止时间大约在早6时、晚6时半左右。

  由此行程可见,在七溪村被捕及脱险,在地点和时间节点上都是吻合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轿夫的步速是5公里左右,每天12小时应行路60公里,9月6日、7日、8日三天行程应是180公里,而由安源到铜鼓的总行程为198公里,也就是说按原计划,一行不用连夜赶路,9月8日晚饭时即可抵达铜鼓县城。然而,事实上是在9月10日下午才抵达铜鼓县城,9月9日、10日上午这一天半的时间出现了“真空”,途中的在干啥呢?即使如自述被捕逃脱,卧伏草丛用了半天时间,并在这天晚上“彻夜翻山越岭”抵达“另一县境”,即湖南浏阳县、江西铜鼓县边界处的排埠镇以西住宿,那么,仍是空缺了一天的时间,排埠以西住宿的上一天晚上,他夜宿何处呢?看来不管怎样计算,在9月8日晚住宿何处?都是解开“九九之谜”的关键点所在。

  意境如诗如画的湖南民歌《浏阳河》唱道:“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浏阳河是湖南境内的大河,全长222公里,发源于湘东罗霄山脉大围山北麓,有北面的大溪河和南面的小溪河两条主要支流,两条溪流在浏阳市高坪乡双江口汇合至长沙湘江这一段,称浏阳河。大、小溪河,汇集湘东大围山众多涓涓细流奔腾而下,流向为东北、西南。由于地势较平缓,水流弯道很多,也淤积成了连绵大山中无数块土壤肥沃的小平地。

  从空中俯瞰小溪河,从上游而下出现的第一、第二个大弯道,呈规则的“凹”字形,有突兀扑面而来之感。在这第一个大弯道里,地势平坦,多条山溪汇流于此,水得名“七溪”,地也因水得名,村庄遂冠名七溪村。元末明初,陈氏族人迁移此地居住,发达成为旺族后,当地人又称七溪村为陈家坊,今属浏阳市张坊镇,这里即是1927年9月被捕并关押的地方。实际上,近现代的陈家坊作为村落,主要指的是陈家老宅所在地,七溪村是包括陈家坊在内的更大一个地域。三面环绕陈家坊而流淌的浏阳河主要支流小溪,在现保存最古老的清代七溪《陈氏族谱》中,注明的名称为“明溪”。这个地方是浏阳河上游的重要渡口所在地,《陈氏族谱》插图中有船只穿行于河流之上的景象。当年因水运方便,附近的经济相当发达。

  当地流传一个有关陈家坊兴衰史的传说。说的是元末明初时,在陈家坊村东北牛轭岭悬崖上有一块酷似水牛的大石头,有一天突然跌落进河水中,那时正值七溪陈氏族人迁移到此地不久。落石半截淹没于河水中,恰如一头大水牛戏水浅滩。有趣的是这头牛的屁股朝西南,隔着山岭正对陈家坊方向。此地世代以农耕致富的村民,信奉牛屎预示着金子和财富。不久,陈家坊果然逐渐富庶起来。外族人迁户、嫁女,都纷纷来此地集居,盖房修路,日久天长,陈家坊扩展成七溪村,成为湘东山区里著名的商品贸易集散地。铜鼓县的桐油、纸伞,张家坊的木材、兽皮,都可顺小溪河的船只或竹筏顺流到浏阳县城。由于运价便宜,湘赣两省做边贸生意的商贾云集这里。经济飞速发展,使七溪村繁荣一时,陈氏族人修建了翘檐画壁的高墙瓦房,建起了规模宏大的总祠堂、分祠堂,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建筑群,陈家坊的名声由此传遍浏阳及湘赣两省。斗转星移中,陈家坊的兴盛史却也出现了衰败迹象。巧合的是,20世纪初,山洪连年爆发,把牛轭岭下河水中的那个石牛冲得旋转了180度,牛屁股朝向了东北方的张家坊。张家坊的经济迅速发展,后来成为湘东边陲的重要集镇,陈家坊却日益败落,销声敛迹。

  查阅1890年修订印制的《陈氏族谱》得知,七溪陈氏的始祖是陈海贤,元末由江西铜鼓铜榨溪迁到浏阳小溪上游河畔。若再上溯,铜鼓的陈氏祖先来自江西九江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陈氏族人由铜鼓迁来浏阳,现已经历5朝600余年,家族繁荣昌盛,人口众多,附近陈氏多为同族同宗。今天的七溪村有1000多人,30多个姓,陈氏仍是第一大姓,也只有陈家有规模颇大的祠堂。

  从《陈氏族谱》附图“七溪陈坊全境图”上看,陈家坊在清末的建筑规模很大。现仍存的陈氏祠堂,族谱图中标明称为“陈氏家庙”,扩基建祠于清康熙癸未年(1703年),由十三世祖陈明煐等义举捐资,历经3年竣工。七溪老祠雕梁画栋,再现辉煌,时名声大振,远近传扬,另族纷纷效仿。祠堂为三进院落,三组建筑依次是大门、淳睦堂、寝堂,两堂之间有一个天井,左右建马房2间,东建横屋5间。全长74米,宽23米,共占地1702平方米。距今240年,www.48773h.com风光ix7采用了双缸制动卡钳,。仍然保存完好。最近的新修缮在2002年竣工。村中较大的建筑群,原还有万寿宫、谦公祠、贤公祠、和公祠、轩公祠5栋,村西北角、东北角分别建有“古寺”和“灵官庙”,今都已不复存在。另外,“七溪陈坊全境图”上标明,在“家庙”西侧、万寿宫后边原还建有“公局”,是陈氏族人集体议事的地方,在功能上相当于后来称谓的办理公事的村公所,清末陈氏家族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这个“公局”即是后来关押的地方——村公所团防局,今仅存断壁残垣,遗址上的房屋门牌号是七溪村万寿组110号。

  在七溪村陈家坊及附近村庄,我们考察队的主要采访人有:陈本厚(1945年生,时年68岁,《陈氏族谱》1994年修订版主持人),唐观招(陈本厚之妻,1948年生,时年65岁),唐汉初(1924年生,时年90岁,唐观招之父),曾爱平(1974年生,时年39岁,七溪村陈氏长门长孙媳妇,本家族《陈氏族谱》现存最早版本1890年修订版保存者),以及当年被捕地草坪饭馆老板唐燕贻的孙子唐全佳(1950年生,时年63岁),陈氏祠堂管理者万小平(1968年生,时年45岁),还有张家坊、李家村、枫树坳附近村庄等地的村民,共20余人。他们的口述历史基本一致,综合陈述如下:

  1927年中秋节前两天(9月8日),七溪村陈家坊村南大道上,有一位坐轿子的30多岁的客人和两位年轻力壮的轿夫,由文家市方向而来,往铜鼓方向赶路。那种简易轿子,当地百姓称滑竿,一把竹制椅子两边各绑一根长竹竿,由前后两个人抬着走。当地人描述坐轿子的客人,传承记忆里是湖南少有的细高个,长发盖耳,慈眉善目,虽然是当时的标准农民打扮,布鞋黑裤,但他在白衬衫外面套了一件敞开怀的毛背心,让人一看是一个儒商“文化人”,特别是行为举止彬彬有礼,不像那些走南闯北、满嘴江湖话的商贩。

  客人和轿夫3人歇脚七溪村西南角上的第一家饭馆,大约是午饭时间的11时半之后。客人自称是经营茶叶的商人,并随身携带着几盒茶叶样品。这家饭馆由本地人唐燕贻经营,此地名草坪,属七溪村,因此当地百姓习惯称这个饭馆为草坪饭馆。饭馆后面是背依小溪河的挂榜山(土岭,平地高约30多米),三间店铺面向大路,后面有一间厨房。饭馆建在土坡上,地势稍高,实测海拔222米。饭馆东侧下方现仍见有一个长满野草的水